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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泽大原创 | 袁婷婷:境外诈骗案辩护实录——7个月,从主犯到从犯,刑期减半的背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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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会见,她崩溃大哭

2025年3月,我受家属委托,前往四川某地会见一名涉嫌境外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刘某。出发前,我照例准备了详细的会见提纲、相关案例与法律规定,计划围绕案件细节、讯问策略与法律程序展开沟通。

然而现实往往出人意料。

当事人是一位90后女性。管教带她走过来,指向1号房间说:“你的律师在那儿。”话音未落,她就在走廊里崩溃大哭,一路走一路哭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她情绪稍缓,刚介绍完自己,准备了解案情,她又一次崩溃:“我没有犯罪,我没有骗任何人……我的一生完了!”

几次反复之后,我意识到原定任务难以推进,于是转而与她聊起家庭、聊看守所里的生活,在看似随意的对话中,逐步拼凑出有效信息。两个多小时的会见转瞬即逝,临走前,我郑重地对她说:“你的人生还没有被判死刑,我会尽力帮你。”

直到第二次见面,我才得以全面掌握案件情况。

现实:案件难点重重

案件难点重重,她几乎是“铁定的主犯”,摆在面前的现实困境包括:

1、刘某与诈骗团伙的老板是亲兄妹,她担任公司财务,极易被认定为主犯;

2、十几名同案犯中,多人指认她是“老板的妹妹兼财务”;

3、她一年内多次出入境,轨迹清晰,难以辩解;

4、她在讯问中因心理压力未能陈述全部客观事实,导致笔录内容不完整、不有利;

5、起诉意见书中,她被列为第一犯罪嫌疑人

每一个点,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,压在辩护的可能性上。

破局:在细节中寻找转机

面对看似固化的证据链,我们没有放弃。通过反复阅卷、比对笔录、还原场景,我们一步步撬开缝隙:

场景一:工资发放真相

通过交叉比对多名同案犯的笔录,我们发现:刘某在工资发放过程中,仅负责形式上的签字核对,工资的统计、分配均由老板完成。她并未掌握财务核心权限。

场景二:参与时间实情

尽管刘某多次往返境外,看似长期参与,但我们从几名后期加入的同案犯口供中发现,他们并未见过刘某。原来,“公司”中途搬迁,刘某并未随行。由此推断,她的实际参与时间仅有4个月左右,而非全程。

场景三:日常事务角色

我们进一步梳理她在团伙中的日常行为,发现她未参与诈骗活动的策划、组织与实施,也未从诈骗所得中直接获利,其角色更接近于“协助”而非“主导”

办案思路:从“身份”回归“行为”

本案的关键,在于将司法视线从“她是老板妹妹”这一身份关系,拉回到“她实际做了什么”这一行为本质上。我们通过证据重构她的真实作用,打破“亲属=主犯”的推定逻辑,逐步推动司法机关将其角色定位从“主犯”调整为“从犯”

最终,经过7个月的努力,从检察院到法院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,刘某被依法认定为从犯,刑期从原本可能面临的三年以上,最终争取到一年四个月,量刑大幅缩减一半以上。

办案心得

每一起刑事案件背后,都是一个真实的人生。律师要做的,不仅是熟悉法条,更是要深入案卷的细节,在看似铁证的缝隙中,寻找还原真相的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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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,当事人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法律专家,更是一个能倾听、能理解、能陪伴其走过至暗时刻的人。法律的温度,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坚持里。从三年以上到一年四个月,不仅减去了刑期,更给了一个年轻人重新开始的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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